幸福指数的追求中不可忽视精神减灾
作者：王旭东    

     社会心理是一种社会精神状态，它是指特定历史时代、特定民族、特定职业阶层中普遍流行的没有经过职业思想家加工制作的精神状态，它是一种能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的低水平的社会意识现象。社会心理作为对于社会生活的认识、情感和意向的一种表达，一方面，它是社会变迁的“风向标”，另一方面，它是时代精神的“晴雨表”。

据世界卫生组织2001年发布的报告，全球每4个人当中就有1人在其一生的某个阶段会产生某种精神障碍。每年约有100万人因此自杀。这些疾病的病因较为复杂，但一般与精神心理、社会环境及生活方式等因素有密切关系。而在城市，由于生活节奏的加快、人际关系的淡化、竞争的日益激烈，以及住宅高层化、交通拥挤、环境污染、远离自然，人的心理疾患越来越多。2002年中国国际亚健康学术研讨会指出，中国目前大约有七成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其在心理方面的主要表现有情绪低落、精神萎靡、记忆力减退、焦虑烦躁、神经质等。而这样一些心理方面不健全的人，很难承受意外灾害的打击。政协委员陈凌孚指出，目前中国的精神病患者已经达到1600万人，患病率从30年前的0.32％增长到现在的1.56％。最新研究还表明，抑郁会导致全身性衰竭。

所以，建立和完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已成为一件刻不容缓的事。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的心理疾病预防和治疗应及早启动、加速。

一、幸福指数及其追求

生活质量意义上的幸福感，主要是指人们根据自己的价值标准和主观偏好对于自身生活状态作出的满意程度方面的评价。可以这样认为，幸福感是一种高度的或极其强烈的生活满意状态。而幸福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

进入人本取向发展观的阶段，“以人为本”这一发展的基本原则在发展指标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人文指数”的关注，它是“以人为本”理念的一种实际操作化的结果。而生活满意度指数或幸福指数可以说就是这种“人文指数”的体现。

在发展理论演进中，幸福指数关怀成为人本取向发展观的一个核心表现。它的出现，首先有着社会发展进程的客观基础，其次有着人的需求上升规律的心理基础。此外还受到一些学科有关研究成果的促进。一些关于人的幸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在一个国家的发展进程中，GDP与幸福指数之间具有一定正相关性，但这种正相关性存在一种界阈：只有当GDP达到一定水平时，才会出现对幸福指数的追求；而只有当GDP超过特定界阈之后，幸福指数才会呈现增长。换言之，GDP在一定范围内可作为解释人的幸福感受的物质基础，可是，当突破一定界限之后，它对幸福程度的解释力似乎就变得很弱。由此深刻地揭示了这样一种发展理念：GDP可以作为经济增长程度的关键性指标，但决不能作为社会发展程度和人民幸福程度的关键性指标。问题是目前尚未引起足够重视对心理健康指数的权重。

二、社会心理问题凸现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方位转型过程中，出现各种心理“震荡”或“倾斜”是必然的，在看到积极的一面的同时，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社会心理的消极的一面，这样我们才能有针对性采取对策，予以调整。这类消极的心理主要有以下几种：

1、失衡心理。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社会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异向化变动，已使今天相当数量的人们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心理平衡危机，这种心理平衡危机一般有以下两种：一是因目标模糊而失衡型，如原以为是社会主义的(实际上是非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现在日益被所谓“资本主义的(实际上是现代经济发展所要求的真正科学社会主义的)东西”所取代；原以为是最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制，现在看清了其中许多都带有平均主义等非社会主义的阻碍社会进步的性质，如此种种改革的现实使得一些同志在思想上产生了混乱，从而产生了失衡心理；二是因不满而失衡型。在横向的攀比、攀高过程中，尤其是再加上一些违法乱纪、偷税漏税等不正之风的干扰，或者急于改革成功而不达，从而不悦、不满、烦恼、愤怒，由此而导致心理失衡。

2、忧患心理。在温饱的需求逐步获得满足以后，安全保障需求的迫切性便开始日益突出。当前公众的不满心态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l)公共秩序的混乱与社会治安的恶化。(2)社会生活保障体系的不健全。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对自己能否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已产生某种心理恐惧。(3)社会风气的败坏。社会风气败化，公众道德水准下降已成为当前的社会热点问题之一。面对治安状况恶化、道德水准的下降，一些人觉得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这种心态容易导致人们对改革进程的得失缺乏正确的认识，任其发展下去，在其他一些因素作用下，会形成局部性的抗拒改革的不安全隐患。

3、失落心理。即人们在社会全方位转型的革故鼎新中认为触犯了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一种社会心理，表现为或多或少的今不如昔之感，一种是观念型的失落心理，对改革带来的竞争、淘汰、失业、破产等具有风险性的现象不适应不习惯而产生的抵触反感心理。一种是利益型的失落心理，这是人们在实际利益出现某种触犯时产生的社会心理。一种是关系型的失落心理，这是由人际关系变化或体制改革引起的社会心理倾向。如关系好的老领导的退位，下级权力的增大或权力重新配置转让对自身权力的削弱所产生了失落心理。

4、冷漠心理。社会竞争压力的加剧，自我价值的凸显已使不少公众的社会心理趋于冷漠化。对社会问题及自己身边的人与事只要不涉及自身的利害均持观望和听之任之的态度，对外人不闻不问事不关已高高挂起，即便是对个人利益有所损害也往往采取消极忍耐方式加以化解。人们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社会人际关系的功利化冷漠化。

5、评判的矛盾心理。当前公众心态的错综复杂已使人们很难对它作出是好是坏这样的一维评判，涉及社会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问题。公众的心理反应往往截然不同，譬如：一方面公众普遍肯定改革开放实践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肯定市场经济的发展取向并对政府及其行为显示出了很高信任与支持；但一旦涉及一些具体问题，如社会分配不公、权钱交易、道德水准下降等等，往往又牢骚满腹。“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的心理矛盾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了。

6、浮躁心理。在社会全方位转型的过程中，各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在政策规范不配套、体制不健全的情况下，竞争使人们的社会心理处于焦灼紧张和不安的状态中。由于没有坚定的信念和科学的人生价值观作支撑，认知处于迷茫中，心浮气燥几乎成为当今社会的流行病，人们缺乏耐心、没有恒心，坐不下来、静不下去、目光短浅、心胸狭窄、俗气浅薄、投机取巧、侥幸浮躁之风盛行，小康社会的建设需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奋斗，若任浮躁心理自由发展，实现这一目标将成为一句空话。

专家呼吁“救人先救心！大学急开心理讲座”。这，乃是现代减灾的新意境——精神减灾。

三、精神减灾成当务之际

2006年元旦前后，幸福感、幸福指数、城市的幸福度排名等时髦的字眼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们从对国外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的研究已经证实，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财富将不再是人们感到幸福的绝对要素。笔者认为，为更多的普通百姓创造多元化的幸福，对幸福指数的追求中，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尤其是心理学界如何担当精神减灾的重任？

据媒体报道，2006年年初，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也发布了一份与幸福有关的调查，他们的数据表明，一个城市的平均收入水平与居民对其城市的幸福度没有显著的关系。与收入水平和赚钱机会相比，城市的生活节奏、便利程度、人情冷暖、自然环境等软性因素对城市幸福度的影响更大。笔者认为，一座城市的幸福度应该涵盖人们心理健康的指数权重，心理问题发作的恶性事件少或者为零，就是一个关键。

时下比较流行“郁闷”一词，本来是一句网络语，但流行背后是什么？是大学毕业生和求职者们普遍的“郁闷”。“郁闷”越来越成为学生们的口头禅，“郁闷”是一种心理危机，他们的“郁闷”来自日渐增大的就业压力。而这种心理压力又反过来影响了他们的就业。沉重的就业压力下，社会心理危机开始蔓延，这是一个很不好的走向。单纯的经济干预是非常不足的。我们不仅要在“如何让更多的人找到工作”上下功夫，还要在如何医治就业压力给社会带来的心理创伤上进行综合治理。

就业和收入问题是民生问题的二个重要内容。首都医科大学心理学教研室主任，心理学家杨凤池认为，对于任何一个收入群体来说，与一些收入更高、更体面的群体比较，这样就会觉得自己工资低、工作累，不幸福的感觉就产生了。不恰当的比较都是不幸福的重要原因。

“十一五”规划纲要草案中，针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提出了“六个立足”：立足扩大内需；立足优化产业结构；立足节能环保；立足自主创新；立足深化改革开放；立足以人为本。在几个“立足”和“幸福指数”之间“连线对接”，建立一个全面而科学的测量人民幸福感受程度的指标体系；在“幸福指数”中关注心理健康指数的权重，真正意义上体现“以人为本”尤为重要。

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人民幸福的最大化。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诸多其他因素，如健康的身体、良好的心态、稳定的工作、美满的婚姻、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对于人的幸福程度的影响力不亚于收入的高低、财产的多少等经济因素。

精神减灾重在自我拯救，努力提高自身的心理承受能力。在平时，请心理医生传授一些调节心理的方法和技巧，及时调整自身的精神状态，保持健康向上的心态，遇到危难，增强战而胜之的信心，以足够的耐心度过难关。“苦难对于天才是一块垫脚石，对于能干的人是一笔财富，对于弱者则是万丈深渊。”

积极健康豁达的社会心理为社会发展会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良好的心理氛围，相反，消极的社会心理则起到遏制和阻碍的作用。